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首长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邓公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邓公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邓公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华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公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公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公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华夏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公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邓公的这个观点，和在11月份何夏二人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字字照应，但是两者的思想完全相同，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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