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大于弊。

在内地的地盘已经固定，基本上不可能再扩张。用武力去抢，朝廷可不允许。搞平衡，不使一家独大，甚至是拉小打大，向来是朝廷的原则。

比如播州杨氏，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

原因很简单，杨应龙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其实，也不是其他土司更忠于朝廷，而是攻打播州杨应龙，有利可图。从这里也能看出明廷对土司的策略，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比如麓川思氏土司，势力庞大，反叛的时候，明廷便征调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土司兵参与作战。

在明军和土司联军的讨伐下，思氏被击败，麓川的土地被瓜分，出兵的木邦、孟密等土司都得到不少好处。

无利不起早，你不给好处，谁会卖力干活儿呢？

可讨伐播州杨氏后，明廷并没有给出兵的土司分润，反倒直接把播州拆解，并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省份。

可以说，播州平叛是成功了，但却寒了出兵助战的土司们的心。

等到奢安之乱时，大大小小的土司或加入叛军，或暗中相助，极大地增加了朝廷平叛的困难。

这倒也不能说是明廷的失误，和土司的关系本来就既合作，又防范猜忌。对帝国来说，只要有机会、有力量，自然想把土地纳入直接统治。

对于土司来说，既要在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又要警惕着朝廷进行的瓦解和吞并，极力保持住自己的独立王国。

双方都觉得挺难的，湄公省重设土司，似乎给双方的猜忌提供了缓和的机会，好象有了新的解决紧张关系的办法。

交卸完任务，徐弘玉和徐如彬，以及他们所率的部队又有了五天的休息时间。

轮战轮休，明军倚仗人力优势，以战代练，不断地袭击骚扰，使叛军陷入疲弊，连耕种生活都不能正常进行。

叛军数次反攻，意图打破封锁围困，都在明军越来越强大的火力面前遭到挫败，平白损失了大量土兵，并使其产生了畏惧心理。

带领人马出了前线营寨，来到十几里外的军营简单收拾，徐弘玉等将领便相约去镇上喝酒放松。

在现在的大明，凡是有军队的地方，就促进了当地的工商业发展。朝廷不欠饷，大兵有钱，吃穿住行，都是商机。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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