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部分府县出现了士绅互联互保乃至掀起叛乱的状况。
对于这些暂时的阵痛,夏跃早有心理准备。
调南直隶新军入浙,目的不就是应对眼前局面的出现么!?
随着八省总督一声令下,新军开始强行镇压。
服从新政,不过是每年的收益有所降低,吐出一部分本就不该他们吃下的利益。
不服从新政,掀起乱局的,夏跃才不惯着他们。抄家罚没所有土地财产,主犯斩立决,男丁充军、女眷罚入教坊司。
帝国从上至下,经过数百年的放纵,士绅早就堕落为趴在帝国身上吸血的寄生虫,成了阻碍帝国继续发展的枷锁。
夏跃就是要用刀枪剑戟和滚滚人头,用铁和血让这些人明白,凡是阻碍新政者,就得做好付出所有的心理准备。
三个月后,江浙一省便在大军无情镇压下平静下来,自三司使以下官员士绅被杀高达三千余人,附逆叛乱分子被正法者高达一万余众,其余发配西北、西南充军的多达四万余众,抄没土地商铺财货银钱折合白银三亿九千余万两,其中仅黄金白银就高达一亿七千多万两,江浙士绅之富庶可见一斑。
留下绝大部分用于江浙基建工作,曹化淳督运罪银整整一亿两,乘坐海船北上京师。
有了这批堪比崇祯元年财政收入五十倍的银子,朝廷缺银的窘迫状况便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信。毕竟按照理论而言,大明朝的岁入应该在2700万两左右,怎么可能到崇祯元年时仅有200万两收入了。
事实是,理论上的收入是将国实有田亩加上寥寥无几的商税加在一起的纸面数据。大明朝优待士绅,只要考上举人,就可以免除部分田税,到了大明后期,一方面举人以上的士族已经几乎免税赋,另一方面士族规模越来越大,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国朝能够收取税赋的田亩越来越少,再加上东南士林鼓吹朝廷不可‘与民争利’,商税名存实亡,财政收入自然断崖式下跌。
收入锐减,可支出却越来越多,宗室规模愈发扩大、冗官冗兵,朝廷年年赤字,寅吃卯粮,每年岁入要先将旧岁欠下地方的钱粮补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中央财政破产。
举个例子,国朝崇祯元年财政收入是326万两白银,扣除前一年的亏空实际收入是200万两白银,而单单辽东军饷就要327万两,一个辽东就把大明王朝年的财政收入花完还不够,再加上营建陵寝、文武官员俸禄、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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