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对农业的极其保护，无论是政策税收，还是堪称青史未有的大规模工程赈灾，其根本目的，皆是为了保护农业，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

一方面，又是对新学的推广，对商业的稳步推进，而这种推进，是在保护农业的前提下，必要时，甚至刻意压制商业的发展。

如此的矛盾，显然会持续许久许久，至少，在藏富于民这个目的达成之前，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

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大恒，新学也好，商业也罢，这两点，全赖于天子强权政治的支持。

从天子建立的国有商业体系，到大恒权贵们的重心，被天子逼着从农业，转至商业。

再到完全靠政策扶持的新学教育体系……

商业，新学，这两个相辅相成的事物，脱不开的，便是权利的影子。

而这种畸形，虽看似是天子一手铸就，但某种意义上，亦是必然！

在这个自古以来，便是官本位，权本位的时代，如西方那种资本的野蛮扩张，甚至倒逼政府，掌控政府的场景，基本上，极难出现。

纵使如明末之时，那般堪称自古未有的官商勾结，那些所谓的商，绝大部分，也只是权贵的白手套。

从始至终，都是权，掌握商，而非商，掌握权。

如今的大恒亦是如此，商业要发展，也必然是在权贵的影响之下发展，不管是国内，还是未来面相海外，其主导者，都必然是权。

商想反客为主……以汉文明的思想惯性，若未来，真有哪个商人反客为主成功了，那个商人，在坐上权的位置后，也必然会摆正自己的屁股，毫不犹豫的打压商，以权掌握商。

屁股决定脑袋，思想决定行为。

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很多事情，都不可能如西方那般野蛮且肆意。

就好比现如今正值巅峰的大恒，若是工业革命的苗头显露，以汉文明的统治惯性，以农为主的社会大环境。

哪怕天子不做任何表态，也绝对会有极大一部分官吏为民发声，对抗着商业的既得利益者。

工业革命的残酷，纵使在大恒上演，也会因为农业为主的社会大环境，商业的既得利益，也必然要做出许多许多的妥协。

这也是为何，天子重视新学，对儒家开刀，却也始终未曾动摇儒家圣贤根基，而只是将新学，镶嵌于圣贤学说之中的最根本原因。

道德的存在，不可能只靠法律去约束，更多的，是需要一个礼乐完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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