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倒是并不重要了。

而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除了对上述大宗、支柱的产业起到了巨大促进和推动外，还促成了很多零散的、对人民生活产生润物无声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

比如，因为东北的寒冷，除了燃料烧炕和穿棉袄之外，还催生了一些其他的细节生活习惯需求，诸如对高度白酒的依赖。

科学发展到了17世纪后半叶，蒸馏酒技术当然已经不是难题，无非是是否能进一步优化蒸馏效率、降低生产环节原材料的浪费，增加出酒率。

因为东北开发的需求，白酒蒸馏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磨合，大明的蒸馏提纯技术几乎是数年一个台阶地往上成长。

不但造出了更多高度白酒供直接饮用，还对医用酒精、碘酒和其他一些需要蒸馏提纯的化工材料形成了促进，让大明的化工科学也因之受益。

只是因为战乱结束年份还不算久，百姓虽然能吃饱饭了，但如果把大量小麦大米等口粮用来酿酒，还是会出现一定的粮食缺口。

好在大明已经开始在东北广种黑麦，大江南北广大半干燥崎区地区也都种了多年土豆。

而黑麦这种粮食作物，直接食用的淀粉转化效率比小麦要差一些，但用来酿酒的话，其中那些人类直接吃不易吸收的膳食纤维，也都能糖化酵化为醇类。

所以用黑麦酿酒，肯定比用小麦酿酒浪费更少一些，原材料利用效率明显划算——当然，如果是21世纪，黑麦比小麦还贵，人们普遍得了富贵病之后，就是喜欢吃膳食纤维高、就是希望让糖分淀粉少吸收少增肥，那么黑麦酿酒就比小麦亏了。

但17世纪的大明显然还不存在“营养过剩、肥胖、需要特地找不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吃”的问题，所以黑麦酿酒简直太适合了。

除了黑麦之外，还有土豆酿酒也非常合适，因为土豆虽然产量远比米麦高，但长期储存的难度也要比米麦高很多，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结余的战略储备粮。

朱树人引导大明百姓广种土豆，算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此前只是口粮不足，土豆也都要用来吃，所以严控酿酒。现在战争结束，有粮食盈余，可以一定程度酿酒，那当然要优先鼓励土豆酿酒、储备米麦。

在明显的民间生产迫切之下，大明科学院当然需要让一堆“院士”想办法完善土豆和黑麦酿酒的技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出几个“茅台院士”，那也绝对是利国利民，当受重赏、青史留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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