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希望诸葛亮别立刻发作，毁了今日的庆功氛围，导致其他人人心惶惶。

但另一方面，也是给诸葛亮留了一个口子，如果这俩人将来再犯，或者还有什么不当言论，对施政产生了不良影响，那诸葛亮再严惩，也算是对“累犯”者的应有之意了。

同时，黄权这番劝解，也巧妙地设下了一个语言陷阱，他同时为杜琼和谯峅求情，就显得杜、谯两家是一个小集团。

本来他俩今天是各自独立发言的，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将来出了问题，都不好攀咬到另一个人头上，没法把他们说成是一个犯事集团。

但黄权这么一定调子，也算是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了。

诸葛亮见状，哪里能看不出黄权的意思，当下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也确实不能因为人家说了几句怪话，就直接因言罪人。

这种事情，肯定要配合后续的实际施政，看成果得失，然后再来处断。

不过，诸葛亮也不希望背上一个“清查倒算”的印象，这并不是他惜名，而是不希望蜀中降臣们不安心。

所以，他心中闪过一念：这时候要是有人能帮他分忧，把杜、谯二人的质疑性质，再找根耻辱柱钉钉扎实、便于将来翻旧账，那就好了……

幸好诸葛亮很会用人，而眼下成都城内的文官，也确实有这两年跟着诸葛亮鞍前马后，很能领会诸葛亮意图的属官。

比如杨洪。

杨洪是提前知道法正给诸葛亮的汇报内容的，也知道法正后续打算如何收服当地的人心。

要解决蛮夷是否会“长远来看尾大不掉”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能否彻底汉化他们，让他们接受汉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如果生产力上去了，当地人跟汉人一样全面农耕，偶尔渔猎作为补充，而不再需要靠天吃饭，那么其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必然发生根本性改变。

杨洪还不知道，诸葛亮和法正后续能做到哪一步，但他至少知道他们打算往哪个方向努力。

于是，杨洪便揣摩出了一套捧哏的说辞，看似是为杜琼等人说好话一般地劝道：

“令君，杜大夫和谯从事方才失言，虽有攻讦施政的嫌疑，但说到底，也只是因为他们不能领会令君和法府君的抚民方略之神妙。

何不暂时搁置争议，留观后效，看看法府君在越巂究竟如何施为、安抚蛮夷成果如何。

若是果然能让当地人汉化、如我汉人子民一般男耕女织、长治久安，到时候再问其失察妄言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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