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充沛”，实是前朝遗留。

朱元璋早年间在寺庙厮混，也是懂得这些道理。

在元代，寺院经商是很常见的现象。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诏允许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现象便普及开来。

如大护国仁王寺是忽必烈的皇后所建，名下资产遍布全国。

其中仅“江淮酒馆”便有一百四十家；

普通寺庙也是如此，元曲里便有“金山寺摆满了贩茶船”之说。

真定路的寺庙奉恩寺，名下也有“邸舍百余间”，邸舍就是旅馆。后来又扩建房屋八十间，还经营着“浴室二区，酒肆一区”。

对元代人来说，寺庙与道观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寺庙购置田宅、开矿经商需要人力，保护资产或参与倾轧也需要人力。

这“几百余丁”的身份，大概便是如此。

此外，寺庙在元代还享有免服丁役的特权。

虽然该政策多次反复，但就是朱元璋出生一年之后，元文宗仍在诏书里规定“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诸僧寺田有当输租者，免其役”，该政策之后未见变化。

朱元璋十七岁时被家里人送去寺庙，托身于寺四年，除了没地方吃饭，也是为了借寺庙的特权来逃避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丁役。

朱元璋有过入寺的经历，自然清楚寺庙在元代其实是一种有钱、有人、有关系网的社会组织。

所以他对于寺庙以及僧人的态度具有极大的反差两面性。

一方面，他经常表现出对僧道神佛充满了敬重。

南京的灵谷寺因为需回避朱元璋的宫殿，座寺庙连带寺内安葬梁代志公禅师的志公塔，一并被迁走。

朱元璋下令此次迁址的费用与人力全部由官府承担。

新寺庙与新志公塔完工后，朱元璋又以“释迦志公，已逝数千百年，犹能生尔等众”为由，下令释放了所有参与重建工作的囚徒。

其实就是以释放囚徒来向释迦、大觉金仙与志公禅师进献功德。

另一面，朱元璋又长期致力于摧毁僧道与世俗社会的连接，竭力迫使天下寺院退回到枯燥的念佛诵经活动当中，给许多皇子都配备僧人，但一直都没有行动把他们都断开链接。

现在听闻这个见闻，更是让他十分恼怒。

这帮秃驴。

胆敢蔑视官府的权威，定要好好收拾他们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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