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管制，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日本负责制定产业政策的‘大藏省’决定放宽这一管制。”

历史上签订的广场协议，不光是日元升值的事情，也有一系列其他的事项。比如美国人勒令日本人买美国车，少卖日本车，并制订了额度。

胡岱光总结道：“产业投资、资本管制，这就是你看出来的东西，但为什么你离开的时候，日本又放弃了？”

“外因是美国的逼迫，内因是大藏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日元升值，吃到日元升值的汇率红利，而同时继续压低产业成本。”

说白了，就是还能再苦一苦日本老百姓。

胡岱光很满意余切的答案。在他看来，余切作为一个经济人没有再提“民族性”这些东西，而是换了个角度去分析了。

这很好。

他说：“我们燕大的许多人学贯中西，既学马哲，也研究西方经济学，还能作诗吟赋。几年前，有个叫何晓峰的教授撰文，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只算物质生产，不算服务业，低估了gdp……”

“——许多人反对他，教师内部也不赞成，骂他是资本主义走狗，然后何晓峰学了马哲之后，认为只算物质生产是‘拜物教’，令学马哲的教师哑口无声，不敢作声。”

“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多搞一些东西也是很好的——尽管你数学水平并不高，但我们数学水平高的人，既没有去日本，也不会去泰国，空有一身屠龙术啊！”

“所以，我给你的成绩过了，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多用一些心在经济上。你有这样的才华，如果不多发挥你的影响力，将来会后悔的。”

胡岱光可谓是对余切用心良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