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个bug，1985年，一个日本人当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四十八个大陆人，并且在随后的汇率波动中，因为大陆汇率降低，日元汇率走高，四十八在五年内变成了一百八十四。

所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有“在日本打工一天”拿到的钱相当于在国内打工一年的说法。

那么，在日本写就相当于开了影分身之术，等于许多个余切在国内写，从稿酬来看，事实上也能这么说。余切去年的稿酬是十来万，今年暴涨到上百万，他已经有点不堪重富。

再这样下去，他怕是要吃酒心巧克力了，用上太阳能打火机了。

结果，巴老的藏富经验余切并不能拿来用。因为巴老的解决办法是裸捐。他把之前在日本拿到的采访费都捐出去了，在国内，巴老也持之以恒的捐款，捐书，仅在今年，仅针对京城文学馆这一机构，他就捐献了15万元，而后又通知当年度各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酬，直接打款到文学馆的账上。

这才是真的“圣人”，和他比起来，只捐其中一本书七分之一稿酬的余切有点舍不得了。

那么，其他人是怎么过渡的呢？

燕大文学系的前主任季线林给余切出了个好主意。

“余切，你应该多收藏，多买房子。”

这位月工资345元，外加100元津贴的老教授，通过收藏齐白石、苏轼的作品，避免了树大招风，余切依稀记得，仅这些书画在2005年，估值就达到上亿元。季线林孩子为了争夺巨额家产和燕大对薄公堂。

买那么大房子是来干什么的？

一个房子难道就够了吗？

余切明白了，他得先把钱存着，等着有机会都换成这些资产。

他的老师马识途也在这个月来燕京，余切跟着他认识了一些电视上的人物。老马的人脉逆天，让余切感到吃惊，老马还很喜欢写回忆录，帮人写传记，于是每一个被call到的大领导都要记他的情。

那么，面对管谟业这种软硬不吃的石头，马识途又该如何把他整服帖呢？

马识途说：“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无论你怎么弄他，他都不会服的。你不是他，所以你不懂。”

老马说了句类似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的话：当你批评一个人时，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余切说：“我如果不能使别人折服，我应该怎么做呢？”

马识途道：“常规的方法是动摇不了一些人的，除非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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