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余切则说的更加实在：军旅文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大爆发，一方面是国家有意给资源；另一方面是过去军旅文受限太大，不得写许多方向，片面强调宣传桶蘸的属性……现在一放开，自然让创作者们进入到了自由王国。

不要说别的，就说全国短篇获奖选中，无一例外都有两篇甚至更多军旅，显然这和军旅的创作数量完全不成比例。

《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自然是好文章，但之后的《战争和人》竟然能拿到茅盾文学奖？

当真厉害到了这个地步吗？

这可是前几届神仙打架的年代！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相较于当代文学的推陈出新，军旅文学显得有些滞后。七八十年代之交，虽然有徐怀忠、邓友美等人的《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

“真正标志军旅文学大爆发的，是1982年李存宝《高山下的花环》和朱苏进的《射天狼》！尤其是《高山下的花环》，赢得了当年度的短篇王，开辟性的将大众注意力转移到‘当代战争’中军人的真实生活！此后一大批作家大显身手，军旅文学由此进入到全盛时期！”

那么，军旅文学的巅峰在什么地方？

这无需余切来自卖自夸，如今文坛这个圈子里，公认《未婚妻的信》、《血战老山》是军旅文学中的两座高峰。此次《共同警备区》反响极好，也成为第三座高山。

实际也如此。

余切这篇评论稿一发出来，愿意为他吆喝的理论家们立刻为他戴上王冠。

《十月》的陈东杰，往《京城文学》投稿一篇《文学为何开始式微》的研究稿，写道：“我认为过去十年，严肃文学在中国大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思议的，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找到先例！文学实质上具备了新闻效应，文学家不仅是创作者，还是新闻调查记者，还是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们承担了太多职责！”

陈东杰的文章写得弯弯绕绕，最后忽然一个转折，“让我们来看看，过去有谁具备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谁就足以成为文学界的第一人！”

《钟山》杂志的苏童，也在有关“南海笔会”检讨中坦然道：“我们的笔会中不仅有我，还有石铁生这些成熟老道的作家，为何我们都写不出一篇军旅文？”

“从余切的经历来看，答案很清楚。我们吃着火锅，喝着酒，梦想着写出铁与火的战争，这当然是做白日梦！我们永远也到不了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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