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领头，等到要「杀猪」时，便通气让这些商户准备。

朝廷要落刀，让他们相互猜忌，等到朝廷彻底对一家动刀後，各家再配合朝廷瓜分掉被宰那家的各项商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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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政治中，「士」会抱团，「农」会起义，「工」会不堪压榨而在矿上暴乱。

唯独商呢，某位大奸臣说过：「自古以来造反的只有农夫，哪有商人造反的」。

在王提宇眼里，乐贻这个暴发户就是一个商人！

商人积累资源到一定程度後，就会各个家族相互攀比，然後谄媚想要变化身份，成为官身。一个个成功商贾，会在大宅院中评监花魁，拿着瓷器和茶叶监赏，来标榜自己的品味。

王提宇也是来自於本地的豪族，他对乐贻和春秋盟是鄙夷的。

乐贻这个乐家浪荡子的出身，不同於那些几代从商、根基稳固的老商贾。

王提宇眼里：乐贻是直接穿着草鞋踏入「货殖」领域的，好不容易进入上流社会，本该十分珍惜。

所以王提宇认为，自己「温和「递出橄榄枝时，乐贻一定会接受。

这位郡守过於保守，没算准乐贻的成色！更没有调查清楚春秋盟现在的底色转变。

自从春秋盟开始创办技校，开展工业後，将海量利润用於在工人团体中养士，它就已经不再是小商贩性质的组织了。

小商贩群体具有浓厚妥协性，在对抗中会树倒猢狲散。

这是乐贻几年前就下过的论断，之後春秋盟核心团队根据博弈论，不断增强技术工人的内部组织性，这也就增强了春秋盟的抗压性。

…商变？工变！…

这两年，登潮郡等沿海豪强们，为了借势，不断强调乐贻是乐家人的身份。

某种程度上是试图拔高乐贻的出身，逼迫乐贻开放更多特权利益给他们。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烟雾弹，让登潮郡的王提宇形成了严重错判。

这就好比独生代时期，一系列小国在和红朝做生意时，强调红朝需要他们，这影响了灯塔的战略判断。

以至於灯塔直接耗费大量成本，动手插足那些小国区域，试图迫使红朝下场，就和这种情况一样。

当王提宇正在超前写判词，判定乐贻和亲信是「首恶」、某些家族可能是「胁从」需要上供的时候。

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区域电报通讯已经被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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