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整理父亲遗物的那天，是个周三。

苏砚带小银去了公司。家里安静得不像话，只有冰箱压缩机偶尔嗡鸣一声。他把书房角落那个一直没拆封的纸箱搬到客厅，用美工刀划开胶带。封口处胶带已经发黄了，贴了三层，每一层都压得严严实实，像父亲这个人——一辈子不肯让人轻易看见里面。

纸箱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几本法律教材，封面用透明胶补过边角，里面密密麻麻的批注比正文还长。一个老式计算器，电池仓里已经漏了液。两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西装，藏蓝色，领口磨得发亮。一摞活页夹，书脊上用黑色记号笔标着年份和案由缩写——陆时衍随手抽出一本，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零年，民事。

他把活页夹放在膝盖上翻开。

第一页是一份手写代理词，钢笔字，行草，笔锋凌厉。陆时衍认得这个笔迹。小时候他偷偷拿父亲的钢笔练字，被父亲抓住手背敲了一记：“字是人的脸，你写歪了，别人就看歪你。”他当时觉得父亲小题大做。现在他盯着那些字看，才发现父亲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极其讲究——横平竖直，撇捺舒展，但收笔处总带一个极细微的回锋，像写完之后自己又悄悄怀疑了一瞬。

代理词的内容不稀奇。一桩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标的额放在今天不值一提。但陆时衍注意到页脚有铅笔写的批注，字迹比正文潦草得多：“当事人不知情，证据链有缺，硬打会输。但对方律师是张某人的外甥。不能退。”

“不能退”三个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力透纸背。

陆时衍翻到下一页。是二审判决书。赢了。但判决书边上，父亲贴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赢了案子，输了良心。当事人其实有责，但我帮他避了。下次不能这么干。”

他愣住了。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极其古板的人。小时候饭桌上父亲永远坐在同一个位置，筷子永远摆成平行，看新闻联播时不允许任何人说话。他以为父亲是那种“按规矩办事”的律师，一辈子没走过一步偏门。可这摞活页夹里的父亲，是一个在规则和人情之间反复掂量的人——他“帮当事人避了责”，然后为此内疚了不知道多久。

陆时衍把活页夹放下，抽出第二本。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翻开第一页，夹在里面的不是案卷，是一封信。信纸对折过，展开之后有一道清晰的折痕，纸已经发脆了。落款是一个叫“方德铭”的人，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

信很短：

“陆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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