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的前提下，刊登一些揭露地方积弊、反映民间疾苦（如某些地区赋役不均、胥吏扰民）的调查文章，或就某些社会问题（如溺婴、厚葬、土地兼并隐忧）展开讨论，引导舆论关注实际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此外，李瑾还利用他主持或参与修订典章制度、科举条规的机会，进行着更根本的努力。他提议，在科举取士中，除传统的经义、诗赋、策论外，应适当增加对时务、算学、律法、地理等“实学”内容的考核比重，至少应在吏部铨选时，作为重要参考。虽然此议遭到不少崇尚文学辞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守旧官员反对，进展缓慢，但李瑾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例如，在选拔低阶官吏或专门人才（如掌治河、管仓库、理刑名）时，他力主加试相关实务知识。

更重要的是，李瑾开始有意识地在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最高学府，倡导一种更开放、更务实的学习风气。他利用其宰相身份和参与“重释经典”工程的便利，在与祭酒、博士、学生们交流时，屡屡强调“学以致用”、“博采众长”。他并不公开反对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而是倡导在精通经义的基础上，应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史书律令、乃至算学、地理、医药等“有用之学”。

“圣人设教，并非要人死守章句，而是要通晓世事，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管子通权达变，富国强兵；商君厉行法治，秦国以霸；孙子洞悉兵机，百战不殆；墨子擅守御，重实用；甚至医者扁鹊、工师公输，皆有其专精，有益于世。吾辈读书，当以圣人之道为体，以百家之长为用，方不负平生所学，不负朝廷养育。” 在一次视察国子监，与师生座谈时，李瑾如是说道。

这番话，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经学诗赋为正途的士林氛围中，可谓别开生面，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场的许多年轻学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过实干出人头地的士子，却听得心潮澎湃。长期以来，他们被束缚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注疏和精雕细琢的诗赋格律中，虽然熟读圣贤书，却对如何实际治理一方、解决具体问题感到茫然。李瑾的话，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李瑾还鼓励学官们开设一些“杂学”讲座。起初响应者寥寥，毕竟这与主流学风不符，也缺乏“名师”。但李瑾身体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从政、治军、理财的丰富经验，以及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在崇文馆开设了一系列“时务讲座”，每半月一次，题目诸如“论漕运利弊与改进”、“边镇屯田实边之策”、“钱帛兼行与物价”、“蕃情分析与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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