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皇权更迭频繁，内斗不休，岂如我朝一统，天子垂拱而治？大食虽地广兵强，然其教严苛少文，排斥异己，岂如我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文质彬彬？天竺虽佛学精深，然其种姓森严，贵贱天定，岂如我朝科举取士，英雄不问出身？ 故我华夏文明，体用兼备，本末兼赅，不独为天下中心，实乃文明之极则，万邦之楷模！**”

这位侍郎的言论，代表了朝中大多数士大夫的心声。他们承认外部世界有可取之处，但坚决认为，在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道德高度上，华夏文明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并非完全建立在无知之上，而是基于对自身文明体系的深刻理解与自豪。

接着，一位参与“异域文献馆”译介工作、见识更广的弘文馆学士发言，他的观点更为辩证：“侍郎所言，道出我文明根本之优，确为的论。然，亦不可小觑诸国文明之长。拂菻法律之缜密，大食算术之精妙，天竺因明（逻辑）之严谨，皆可补我之不足。我以为，今日之‘中心’，非谓地理之正中，亦非谓文明之独尊，而是文明汇聚、转化、创新之高地，秩序制定、价值辐射之源点。我朝之盛，在于能以博大之胸怀，吸纳四方精华；以深厚之根基，消化异质养分；以高明之智慧，熔铸创新，自成伟器。譬如冶铁，四方贡献矿石，我以高明炉火，炼出精钢。矿石虽来自四方，然精钢为我所铸，其利天下。此方为新的大唐中心论——我朝乃文明熔炉，天下枢纽，非唯受四方来朝，更在化四方之资，成天下之范。”

这位学士的观点，将“中心”从静态的、自诩的“唯一”，转化为动态的、功能性的“熔炉”和“枢纽”，强调了吸收、转化、创新的能力，这比单纯的优越论更具说服力，也更能解释当前“海纳百川”的现实。

李瑾作为太子，在辩论将结束时做了总结陈词，他的发言，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朝廷，尤其是他与武则天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官方定调：

“诸位所言，皆有其理。本宫以为，今日论‘中心’，当明三层含义。”

“其一，文明道统之中心。 我华夏文明，肇自羲黄，成于周孔，历汉唐而光大。其仁义礼智信之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天人合一之境界，乃经数千年淬炼，为人类社群提供了最为成熟、圆融、中正的价值体系与生活之道。此为我文明之根与魂，放之四海而皆准，亘古至今而弥新。此中心地位，不因外物而移，不因时势而变，乃我辈必须坚守、传承、发扬之根本。故，坚守我之道统，乃中心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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