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物权法确定的专属的权利，仅仅授予国家，不授予单位与个人。虽然某些单位与个人也可以参与或者独立从事公共利益的善事，但不能与政府共同征收不动产，更不能独立行使征收权。

一来，国家是个庞大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主体，社会威权力与公信力都很高，无人能及项背，可以保证被征收权利人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都能够落实到实处。因为征收是半强制性的物权变动行为，也只好依靠公权力来执行。而其他主体没有这种威权力与公信力，难以承受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故不能取得征收权。

二来，国家征收不动产目的在于社会效益，不在于经济效益。因为国家的征收财产和新增的财产都是来自于人民、用之于人民，而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建设和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本来是从国家和城乡人民着想的，调整少数人的部分产权而多数人谋利益是容易为大家理解与接受的。而单位与个人往往是从私利出发来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很少考虑到社会效益和公众福利事业，因此上不适合充当征收的主体。

三来，国家征收集体的土地和收回其他人的土地使用权，这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物权调整和土地利用合理化的外在表现。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任何国家出现土地所有权多元化、建设土地使用权碎片化，是不利于拓展公共利益空间范围的，土地利用的效率是很低的。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工程网络化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端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福利设施建设、科教文卫建设、国防建设和交通物流建设等建设，需要集约化、公共化和公益化用地。特别是在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往往牵涉到多个省市区甚至于全国各地，这种大手笔也只能由国家来负责征收土地。

第二，征收的客体应当是不动产，征收动产应当在非常时期进行。

就是说，在和平时期，国家征收单位、个人的财产，不能随意将征收动产列入其中。国家的历次抢险救灾活动中，可以动用国库或者民政系统的专项资金，也可以动用福利彩票基金和其他的救济基金，以及抢险救灾的急需物资，这些已经基本上满足了抢险救灾的需要。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在短期内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抢险救灾和救济难民。总之，国家在和平时期征收单位或者个人的动产几乎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征收不动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资本主义国家也很盛行，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的经济体是如此。只不过是，土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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