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人有责，人人有监督与举报的权利。实际上，或者在物权法理与实践上，保护耕地的物权主体是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征收、征用耕地只能由政府行使征地权。与此同时，政府又是征收、征用耕地的第一责任人与义务人。其中，征地权是一般特殊的统治权与支配权，仅授予特定的公权公职部门；然而，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征地督察权表面上是权利，而实质上是责任与义务。

政府既是征地权主体，又是征地督察权主体，这是极为特殊的物权配置方法，只有在特别的制度物权法中才能出现，在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中是绝对不能出现的。至于被征地的许多农民，他们成年累月甚至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谷贱伤农甚至于入不敷出和对于从事农业相当的失望，对于政府是否征收耕地或者其他土地并不怎么刻意回避，他们仅仅要求政府的经济补偿合理到位就满意了。就是说，被征地的农民应当是物权变动的主体，但是物权意识不强的主体，基本上是被动的物权主体。所有这些，是极为特殊的物权模式和物权价值观，也是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能套用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的法则。

应当注意的是，政府的双重角色与双重权利责任，恰恰反映了执行耕地特殊保护制度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反映了政府应当以责任与义务为主、以权力与利益为辅。否则，政府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带头违反耕地特殊保护制度，损害国家和农民群众利益，不但十分容易，而且危害性极大。

第二，认真执行耕地特殊保护制度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古人云“创业艰难，守业更难”，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类社会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工业化城市化浪潮高潮迭起，且工业的附加值一直遥遥领先于农业的附加值。为了生计，许多地方的农民纷纷抛弃家乡抛弃耕地涌向城市谋生，主动的出让耕地甚至于多于被动的出让耕地。

当地球村人口突破70亿时，当中国人口奔向14亿或者更多时，一如既往地执行耕地特殊保护制度，将会是重中之重和难上之难。从联合国电台报道的严峻形势来看，全世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风起云涌，大多数被征地、被圈地农民阶级的利益不保。中国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工商业建设用地供不应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最具暴利性行业，搞房地产如印刷钞票一样来得很快。全国前1000名亿万富豪中，有40以上是从事房地产起家或者中途暴发的。某些贪腐的政府或者官员与房地产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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