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相对高一些的工分和补助费。

那个时候的“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存在的，公益范围比现在更加广泛，有的单位与个人有的时候搞公益活动是常态化的。

八十年代，笔者是个热血青年，参加过一些义务劳动，参加过修水渠、修公路、建工厂、挖地道、捡废铁、拾废铜等义务劳动，写过长篇论文《论共产主义劳动观和社会主义劳动观》，有几万字。我们不能以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来衡量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那个时候，是精神鼓励第一，物质刺激第二，如今全部颠倒过来了。

多数人会认为，因“公共利益”、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出一份力发一份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份内的义务，是光荣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尽自己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尽自己的义务。如地方政府财力允许，或者募集到的公益基金较充裕，应当考虑到并且认真负责物权奖励措施。必要时应当强制执行物权奖励制度，使之蔚然成风。

如果征用人认为这些行为值得大力提倡，值得大力表彰，值得大力奖励，那是政府份内的事情。

二、公共利益与物质刺激

多数人会认为自己出了一点财物，政府在征用完毕后，要返还自己的原物或者给予价值补偿或者实物补偿，这是对于自己参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奖赏，而不是补偿。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确立的物权补偿制度，实质上算是一种物权奖励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刺激”。

将“公共利益”和“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与“物质刺激”组合起来，似乎不地道，如果说将它套用到物权法就很地道了。虽然法律缘于道德，但在一定的时候，是不依赖于道德而成立或者成就。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确立的物质刺激制度，到底有没有正面效应？

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组成的队伍或者参加的人员各种经济条件的都有，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

1．富人因为有钱，可能对于经济补偿、物质刺激无所谓，他们有放弃受奖权的自由；

2．穷人因为没有钱，加上参加此类活动，或许令生活更加困难，可能对于经济补偿、物质刺激有所依靠；

3．本地人参加抢险救灾，一来是为本地区人着想，同时也为其他地区人着想。如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因为地震交通阻塞，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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