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上级直至中央政府。这是技术和程序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二，“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发生冲突。

过去我们讲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尊老爱幼精神，雷锋精神等等，这些当然没有错，当然永远是适用的，这些仍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是精神文明的柱石。这些精神文明建设永远是不会过时的。

但是，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一定条件下物质也可以变精神，两者之间没有一道鸿沟，不是根本对立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当然离不开精神的动员，精神动员才成就许多英雄的集体和英雄的人物，成就了抢险救灾的一个个辉煌业绩。也需要物质的动员，物质的动员才成就了抢险救灾的效率和速度，成就了人们或者说更多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面对公共利益、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面对物权奖励制度，我们不应当拘泥于一种鼓励形式，有两种形式总比一种形式好。

第三，“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姓“资”姓“社”没有必然联系

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是相对于特定对象、特定范围的奖励制度，因而是有限度的奖励制度。

物权法的三大法则，是确认物权法则、保护物权法则和利用物权法则。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是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其物，发挥标的物在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效用。如果只顾物的效用，而不顾物权人的权益，难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物，发挥标的物在应急教授中的效用。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公共利益，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无论是姓“资”或者是姓“社”，都需要抢险救灾，都需要保障灾区最基本的人权。譬如，国际红十字会参与抢险救灾，从来是不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也概莫能外。

将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当作一种法权制度来讲，也许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官本位、多级工资制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法权。列宁说过：“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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