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以及伊斯兰法系，在感触到土地私有化的极不公平合理时，或者感触到土地私有化的极端危害性时，也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土地国有化原理来对于土地私有化进行修正。这些国家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效地化解了房地产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切实保障了民众福利事业。

一些生产力很落后并且土地私有化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土地被国际资本大鳄吞并现象十分严重。仅1987年9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的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多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面积的30%！这些土地，是债务国总额1。37万亿美元的抵押品（宋鸿兵《货币战争》第197页）。来自联合国电台2009年5月27日报道，自2004年以来全球有250万公顷（注：折合2。5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来自外国的投资者收购，地方公众利益不保，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上升。

土地私有化和过度利用，不仅仅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非常有害，而且对于先进发达国家甚至世界经济危害极大。如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衰退达20年之久；美国2008年的房地产次贷和金融危机，不仅造成美国经济遭到严重挫败，而且造成全世界财富缩水高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遭到重创，引起新一轮金融海啸。

创建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物权模型，就是物权价值最大公倍数模型；国家利用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所取得的红利又反馈于全体人民，就是社会价值最大公约数模型。两个数学模型都是必须的，然而，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物权模型是帕雷特最优化选择的物权模型。

其他所有制的物权化方针是利用土地所有权来获取经济利益，并不怎么考虑社会公益的事情。而全民所有制的物权化方针是利用土地所有权来造福于全社会，直接解决土地物权关系的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开展土地资源利用的规划化、监理化、集约化、节约化运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城镇建设、工业建设的需要和人们日益增长的住房需要、改善交通需要、生活环境改善的需要。物权价值最大公倍数模型的成就，是国家法人物权自益性、自保性的本性使然；社会价值最大公约数模型的成就，是在物权价值最大公倍数模型的成就基础上的再成就，是国家法人物权公益性、公保性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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