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性很强，且留置权属于最高端担保物权，又需要加以严格限制，故留置权的担保范围难以明确。

鉴于法定留置权范围不能完全采用列举法确定的情势，物权法适当留有余地，给予当事人以约定俗成的选择自主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为留置权属于最高端担保物权，又是难度很大的担保物权，且动产财产的留置处于留置权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层面，才迫使众法学家们争先恐后一如既往地研究“可留置的财产”和“不可留置的财产”范围，借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

三、法理基础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法理基础，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自主权。这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

民事、商事、企业、特殊与普通留置权，绝大多数是以合同关系成立的，并不排除少数留置权仅以牵连关系或者非同一法律关系来成立。物权法对于抵押权、动产质权都有签订合同的专项规定，对于留置权并无此项规定。

特殊留置权中，如营业主人留置权、不动产收益租赁留置权于特定情势下，不经债务人同意亦可留置其财产。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不是孤立的原则，而是与“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相辅相成的联合原则。这跟担保法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担保法仅规定约定原则，没有规定法定原则。

当然，担保法关于“法律规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的原则是以明确规定的合同关系体现的。

实践上当事人约定原则与法定原则的关系，应当是如下所示。

（1）当事人约定原则不被法律规定左右的情势下，此原则独立运行而有效。

（2）当事人约定原则被法律规定左右的情势下，此原则应当服从法律规定。

（3）当事人约定原则被法律规定影响，此原则应当区分是否独立运行而有效，或者是否应当服从法律规定。

（4）基于非合同关系成立的突发性、临时性特别留置权，基本上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另作处理。

弄懂本条款的本义，不应当就民法论民法，应当放弃形而上学分析方法，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

第一，公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优于民法意义上的留置权效力，本条款的效力仅限于民法留置权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财产不得留置，对于民事主体有效，不等于对公事主体有效。譬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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