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立法立项时，中国有一些民法学家曾经建议最高立法机关修订“中国财产权法”，不要修订“中国物权法”。该法学家的建议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财产权法通俗易懂，能够为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类群众所容易学习与研讨。财产权法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及至东方文明国家的法治文明传统，已经具有浑厚的法律文化沉淀，也容易将中国的成文法与中国当地的习惯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新时代的财产权法。

然而，物权法也是一种基本财产权法，却是一种实用性更强大、逻辑性更严密的高雅的财产权法。其是序列化、层次化、立体化、网络化、系统化和模式化的财产权法，是在普通物权系列和担保物权系列中精心布局、统筹兼顾、层次分明、松紧有度、逻辑严密、实用新型和权利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财产权法，并且是加入了制度物权法和政策物权法内容的财产权法。

从物权发现、物权发生到物权成立、物权确认、物权利用、物权保护、物权限制、物权规范、物权调整、物权变更、物权转移、物权消灭或者物权整合、物权融合、物权磨合甚至于物权回归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进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财产权利与义务的全面质量管理，将各个权利主体的最大宗物权与最小宗物权都全部包括进来，将相邻关系和业主共有关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物权也包括进来，一管到底。所有这些，可以克服财产权法体系不够完整和单调乏味的缺点。

当然，物权法与财产权法于效能上的最大区别有两点：

一是财产来源合法性及其物权动向的系统化、立体化、网络化、模式化或者制度化的整个体系和整个过程的识别上。财产权法较少涉及到财产来源的来龙去脉方面，也不立足于财产来源合法性及其物权动向的系统化、立体化、网络化、模式化或者制度化的整个体系和整个过程的识别上来下功夫，这使得财产权法的效能、效用和效力三大方面都大打折扣。

二是在于物权法上的多数物权的诉讼时效是没有限制的，或者是长期时效的，少数是与财产权法的诉讼时效是一致性的（如返还原物请求权）；而财产权法的多数财产权诉讼时效一般是二年期时效，对于永久保护的时效和长期保护的时效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会重蹈民法通则的老路。

权衡两种财产权法之轻重，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和最高立法机关负责人认为，以制定物权法比制定财产权法更加重要、更加理想，故没有采纳制定财产权法的方案，选择了制定物权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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