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性的对象，基本上不规定那些鸡毛蒜皮的对象。执法时并不是以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物权争端问题的，动辄就是治安处罚和行政处罚，也喜欢追究刑事责任。涉公性民法的特点是，刚性与弹性相结合、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很多场合不以治安处罚和行政处罚为必要条件，或者以赔偿损失为交换的条件，民事诉讼方式比行政诉讼方式更方便等等。

凡是物权法，当然不是一般的民法，肯定与基本的经济制度、人文制度和物权制度相关联，除了与人类社会同一性的一面之外，或多或少地存在特殊性的一面。比如，社会主义的民法，很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奴隶主义的民法有一定的区别，因为社会在进化，所以民法也需要进化。

本来，社会主义的物权法当然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且这是物权法中最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物权主体之一，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专家学者在这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上犯了低级错误呢？

一则，发生了大民法与小民法概念性的误判。

民法是个大概念，物权法是个小概念。民法包含物权法，物权法包含于民法。物权法与民法是个交叉性概念，与其他民法比较而言，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

简单地说，共性的一面，就是所有的民法都是“规范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物权法也不例外。个性的一面，系指物权法于民事关系时主体与客体相对齐全，也不限于一般性的财产关系，客观存在物权等级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着力于基本权源法、基本物权制度法，着力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消灭，着力于物权的确认、保护、利用与规范、调整、限制，着力于国家、集体、私人财产权的一体化保护和基本的平等保护；立法时不能太随便，物权关系和占有关系规定得越全面、越彻底越好。

对于陈旧的民法学、财产法学和物权法学理论而言，事关公共利益的法律关系不介入这种大民法范围之内，以保证民法内容的纯洁性。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的变化，这种陈旧的理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譬如，法国民法典一开始就有若干公法和公共财产权的内容，在二百年一百多次修改完善过程中增加公共利益方面的内容多达数百条款；日本民法典开始时极少公法和公共财产权的内容，几十年后进行了大修，数十部公法之单行法直接并入民法典之中。相对保守一些的是德国民法典，事关公共利益的法律关系未介入这种大民法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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