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二元化的规定是抽象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只是稀释了其中的一部分。很多教科书、通说、权威解读文本上是一笔带过的。一些专家团体自发性地进行田间调查，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出版了一些理论专辑。尽管是一些优秀作品并且农民兄弟们非常喜欢，也很煽情并很有号召力，然而，千言万语也不抵官方的一句话，汗牛充栋也不抵官员的一个字。至于信息不对称是次要的，权力不对称才是关键的。

按理说，土地所有权二元化之争应当是最大的争议对象，事实上没有姓资姓之争、公权神圣之争、平等保护之争和是否违宪之争那么热火朝天。这种现象并不正常，也不是好事。

“不争论”、“无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所谓的政治物权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不敢触及灵魂，不敢讨论一些敏感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唯恐避之不及；二是所有权理论研究一直滞后，里面还有很多奥秘没有揭示出来，致使很多人对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多人不懂得法定与意定的所有权的差别、物权法上的与债权法上的所有权的差别、不动产上的与动产上的所有权的差别，更不懂得私权公化型所有权与公权私化型所有权的差别；三是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关系最为复杂、最为特别，最容易与土地使用权相互之间发生混淆，很多人把这种特别所有权当作一般所有权看待，凭感觉、凭想象、凭感情用事或者凭古典物权法理论来随意对待土地所有权。诚然，并不排除存在全国很多农民和农村干部一致认为国家法人土地所有权是对的，甚至认为集体统辖的土地也是国家的。

土地所有权问题，对于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法理学家进行逻辑推理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四项权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的，对照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就一目了然。统治者们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稳定性与面子工程问题，这两个界别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一切法律专家和法理专家全部需要听从政治家的安排，对于上面的指示、指令、命令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乎，一些糊涂的法理学家成了聪明的法理学家，一些聪明的法理学家却成了糊涂的法理学家。

对于广大的农用地占有权人而言，“里子”当然比“面子”更重要、更实在，当然不欢迎那些花里胡哨、外强中干、名不副实的空洞条文，一些朴素的物权法觉悟甚至于比一打纲领来得实在。尽管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强制推行了几十年，也被宪法、行政经济法、民法通则等诸多的法律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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