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物权是非常敏感的，后来进一步发现土地所有权本身是很敏感的，真正是触一发而动全钧。一些旧的矛盾刚刚开始缓解，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使得人们首鼠两端、捉摸不定甚至于焦头烂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就是“三农”问题，然后是征地、拆迁补偿费的争议问题，再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普遍存在名存实亡问题，几千万农民弃田经商弃农打工与大量搁荒土地显现问题，设置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红线问题，土地的规划利用、合理使用、专地专用与集约化经营问题，将来的农村集体与农民向何处去的问题，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和困难重重问题，农村干部贿选与小官大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成文法与习惯法、道德法、自然法、逻辑法的关系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若论内部矛盾，农村集体与集体成员之间是最大的矛盾体之一。有些物权关系是向公有制倾斜的，有些物权关系是向私有制倾斜的，物权化方针在很多时候是左右摇摆的。60多年来，新社会消灭了封建制度，而一些落后地区的宗派主义或者宗族主义始终无法根除，由一种矛盾引发多种矛盾往往呈现马太效应，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很多边远地区，许多弱势农民是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却难以翻身，光依靠政府扶贫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集体的物权制度，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特色物权关系制度，这对于旧的老套的物权法理学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譬如，集体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定的土地使用权，虽然也有土地使用权的契约，却不同于旧社会那种意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租赁契约，在物权的确认与保护方面显然有着根本的差别。那些旧社会的地主，国民党政府物权法中称之为所有权人，中国古代至清末的律法中称之为业主权人，所有这些很牛的地权人同样需要上交皇粮国税。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是地主、业主，不是土地所有权人，现在却不需要上交“皇粮国税”，而且享受了政府下发的种粮补贴费和生产资料购置上的补贴费。

就是说，集体成员这些特殊的土地使用权人到底属于哪一类地权人，传统的物权法理学肯定是解释不清的，需要由全新的理论加以诠释。不难看出，法定的土地使用权优于意定的土地使用权，某种意义上说优于旧社会那种意定的土地所有权。

问题的另外一面，旧社会和旧物权法允许买卖土地的自由，地主可以把土地变现或者直接用于工商产业投资；新社会的集体、集体成员却没有买卖土地的自由，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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