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办法了。各地于不动产征收过程中，非“公共利益”目的因素的占大多数，而真正“公共利益”目的因素的占少数。征收补偿一刀切的结果，极大地便宜了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也因此坐收渔利并牟取更大的暴利。哪个地方政府牟取暴利多，众公务员的福利水平就高，政府官员的政绩就越突出，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越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施行的，这比物权法公布施行晚了4年。此前在全国各个省级单位颁布了此类条例，所以该条例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由下而上地立法的。这部政策法规于第八条中首次界定了“公共利益”范畴，弥补了物权法上的缺憾。不过，关于集体占有的土地上的专项政策至今没有明文规定，意味着农村集体关于“公共利益”范畴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很有可能让某些地区的血腥拆迁运动会因为法无明文规定而涨势。

对应于法律救济工具，行政法、政策法规是与行政诉讼法连结在一起的，民告官难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弱势公民的胜诉率一般在三成以下。10年前原告胜诉率在30%左右，近年来基本是10%以下，有的地区在2%以下。近五年80万民告官案，胜诉率不足一成。2015年上海三中院所受理的上海市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有242件，而败诉率为零。当然，上述案件不全属于征地、拆迁领域以及与界定“公共利益”范畴有关，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民告官案件与不动产物权关系有关。

法理上，政府征地、拆迁等征收行为，必然会出现买卖土地行为，这个时候已经由公事主体转化为民事主体，适用于物权法、合同法、民法通则之类的游戏规则，当然应当对应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法庭的审判范围。类似问题跟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对公事务时是公事主体，对民交易时是民事主体，否则，其他所有制的权利人也很难出现胜诉的可能性。既然同样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什么政府主体总是与行政诉讼法牵连在一起，导致原告的胜诉率极低？为什么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可以与民事诉讼法牵连在一起，原告的胜诉率比行政诉讼法的高出一筹？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在物权法中是否把“公共利益”范畴界定清楚无关紧要，反正由公法作出规定就行了。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糊涂的，因而是有害无益的。众所周知，就诉讼法的难易程度来看，民事诉讼法肯定比行政诉讼法容易些。当物权法等民法上没有把“公共利益”的概念联结起来，就不容易与民事诉讼法对接，唯一便利于弱势群众维权的通道被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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