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就没怎么见过面的侄子，伤得太重只能躺着，耳朵也聋了，后来干活倒是很麻利，就是靠比划交流太费劲，性子也冷淡，越看越不招人喜欢。

赔付金到手，叔婶的善意很快消散，视他如空气。

总说年底天冷，修车铺生意太忙，下个月再带他去城里看耳朵，回学校的时间也一拖再拖。

下个月，再下个月。

直到次年腊月，他只等来了叔叔家越盖越高的小楼，二层建成那天，婶婶站在门前给邻居分瓜子，脖子上的金项链张扬又气派。

凌野被往来恭贺的陌生人推挤着，直到被搡到门外，才有大娘顺嘴问了句，门口那个男娃是谁。

“捡来的侄子，”婶婶瞥他几眼，也不避讳，嘴里的瓜子壳往花坛吐，“耳朵聋了，家里留不住，准备正月里送特殊学校寄宿去。”

女人面容刻薄，说话时嘴咧得极大。

凌野站在原地盯着她看，等到最后几个字落定，仿佛一脚踏空，整颗心直直地往下坠。

唇语是他自己学的。

在街上盯着人看，对着窗玻璃一遍遍记口型，比父亲当初教他开赛车还彻底的野路子，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像一种求生的本能。

凌野心里清楚，耳朵坏了，那他这辈子就再也成不了赛车手。

如果还想走出林区，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读书。

前路在何方，又通往何处，甚至老天爷还有没有给他留下这条路。

他都不知道。

但凌野之前听人说过，镇上的特殊学校并没有高中办学资格，更像座死气沉沉的牢笼，他绝不能被扔在那里，不能向命运低头。

他可以证明给所有人看，无论有多少困难挡在面前，他都能咬牙克服，只要让他留在现在的教室里。

他想上高中。

他想高考。

零下二十几度的天，凌野顶着寒风蹬了几小时山路，喉间都是铁锈味，焦灼而绝望，如同游向汪洋中最后一块浮木。

母亲去世后，县里的小饭馆留给了仙姨。

他循着记忆里的路摸到店门口，扶着墙调整了一会呼吸，透着窗花和雾气往里看，见仙姨的丈夫也在帮着忙活，犹豫了许久，还是收回了掀门帘的手。

事故后，仙姨悄悄来乡下看过他两次。

担心凌野被叔婶说，每回都没顾上说两句话，低头塞了东西就走，小包袱装得满当当。

外层是家里大儿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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