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他亲眼见过古战场的残迹，听过老人传唱的古歌谣，触摸过断裂的碑碣。那些鲜活的地方记忆，常常与宫廷收藏的正式史册记载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

修史，尤其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岂能仅仅照搬旧档、堆砌褒贬？必须考信，必须折中，必须在纷繁甚至矛盾的记载中，尽力逼近那个已然消逝的“真实”。哪怕这个真实，有时并不光彩，甚至触碰忌讳。

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的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想起了自己因李陵之事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与发愤著书的决绝。个人的生死荣辱，在历史长河前何其渺小。但若因畏惧或懈怠，让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被扭曲，那才是最大的失职。

他最终没有删去“巴蜀寡妇清”的记载，但提笔在旁边，用极小的字加了一行注：“或云其业起于时势，亦未可知。” 留下了存疑的痕迹。

他继续工作，校勘《匈奴列传》中关于冒顿单于“鸣镝弑父”的细节，对比来自边关戍卒口述的版本与宫廷旧档；核对《河渠书》中关于郑国渠修建过程的各类工程记录与民间传说……

烛泪堆积，夜枭啼鸣。

这是一个史官，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与传闻中，试图打捞真相碎片、构建历史脉络的孤独夜晚。他没有现代科学手段，只能依靠有限的文献比对、实地查访的见闻、以及一颗追求“实录”的虔诚之心。

他所开创的纪传体通史，不仅是一种体裁，更是一种态度：历史应由人的活动构成，应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不同的声音和侧面，应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敢于“成一家之言”。这种发端于华夏文明早期、将历史书写本身视为一项严肃求真事业的传统，正是后世面对任何历史叙事时，可以回溯的精神源头之一。

千年之后，当另一群学者在杭州的会场里，为自己的文明辩护，并质疑其他文明的叙事时，他们所倚仗的，除了新的科技证据，骨子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源自司马迁时代的、对“信史”的执着追求。只是战场，从长安的天禄阁，扩展到了全球文明的宏大图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