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他戴着它在法庭上独自奋战的日夜，隔了她把一枚藏在衣柜最深处、不忍看又舍不得丢的年年月月。

“你还留着。”她说。

“每一次开庭都戴着。”沈砚舟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的骨头说话，“它替你在旁听席坐着。”

林微言低下头，把那两枚袖扣一起放回锦囊里，抽绳拉紧。她没有哭。但她把锦囊攥得很紧，紧到掌心都硌出了印子。

“先放我这里吧。”她说，“等修好了，一人一枚。”

她没有说“修”指的是什么——是袖扣，还是他们之间这五年。沈砚舟也没有问。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替她拉开车门。阳光很好，好到让人觉得这个周六早晨的一切都刚刚好——旧书市的人声、潘家园的牌坊、怀里那本光绪年间的《花间集》，和身边这个人。

回到车上，林微言把装书的纸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袋边缘。窗外的城市在正午的阳光下明晃晃地往后流淌，高架桥、写字楼、行道树，一帧一帧地掠过。她忽然开口。

“沈砚舟。”

“嗯？”

“你上次说想来巷子看《花间集》。我修好了。在我工作室的书架上。”

沈砚舟握方向盘的手微微收紧了。那一下力道极轻极短，但他手背上浮起的青筋出卖了他。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车子平稳地驶过一个红绿灯路口。然后他说：“那今天能看吗？”

“能。”林微言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睫毛在脸上投下两道弯弯的月牙弧，“顺便尝尝我炖的梨汤。”

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歌词唱的是“走过了多少路，才走到你面前”。沈砚舟把音量调小，但没有关。车子下了高架桥，拐进通往书脊巷的那条小路。路两旁的老梧桐树在风里摇晃着叶子，阳光从叶片间洒下来，像碎金子铺了一路。

车载导航显示还有十分钟到达目的地。但这十分钟，他们谁都没说话。有些安静是尴尬的，需要用咳嗽或话题来填满。但这种安静不是。这种安静很满，满到装不下任何多余的声音。就像一本修复好的古籍，纸页之间没有空隙，只有密密的针脚和温润的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