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

“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生活方式=地球葬礼。”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环境杀手，滚出去。”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

“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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