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她在意的，是板仓两周前问她的一句话。

录完当天最后一首歌之后，板仓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辛苦了”就走。他坐了下来，聊了几句，然后用一种异常轻松的语气说：

“幸子小姐，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手指从调音台上抬起来，在半空中停了大约一秒。然后她笑了一下，反问了一句：“板仓先生觉得呢？“

板仓看着她，似乎在等一个不同的回答。但她确实没有更好的答案给他。他最终也笑了笑，拍拍膝盖说“不急不急”，然后离开了。

那天晚上她重新想了一遍那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她发现自己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

技术上，她知道自己早已准备好了。西园寺小姐说的打磨，她自认已经做得不错了。

音准比三年前稳了太多，气息更精细了，高音区的质感从“努力够到”变成了“轻松落上去”。录音师半年前就不再给她建议了——因为没什么可提了。

说不出口的是另一件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道。

手指在琴键上慢慢地弹着，旋律断断续续。

她爱音乐吗？

当然。

三年来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写，从来不觉得厌倦。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充足的独处时间、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录音棚。

她也想被人听到。录音师讲的那个卡拉OK女孩的故事，她到今天还记得。“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在三年里反复出现，频率在增加。

但“想被人听到”和“站上舞台”之间，隔着一道她还没有想清楚的鸿沟。

录音棚里的规则，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这里，她只需要面对话筒。话筒不会评判她。录坏了可以重来。

她和听众之间隔着无数层介质——话筒、磁带、卡拉OK机器的扬声器——那面“玻璃墙”让她安全，让她自由，也让她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

而出道，意味着那面玻璃被打碎。

她需要站在灯光下。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被问一些关于“创作灵感”和“私人生活”的问题。

需要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认出她的脸。需要在几百人或几千人面前开口唱第一个音——而那个音一旦唱出去，就没有“再来一遍”。

她能唱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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