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下头，把那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知道了。”

这是田中健在工地上学会的第一句话。

……

我搬进南千住时，房间里只有六张榻榻米。

房东把钥匙交给我妻子，反复强调厕所要和走廊里另外三户人家共用，洗澡只能去街角的钱汤。

她站在那里点头，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衣服的旧皮箱。

那只箱子原本是我们去夏威夷时买的，边角还贴着航空公司的行李签。

我看着它，觉得很刺眼。

当天晚上，我让她把行李签撕掉。

她没有问为什么，坐在榻榻米上慢慢撕了很久。

胶已经粘进皮面，最后留下了一块颜色更浅的印子，怎么擦也擦不掉。

我生气了，跟她一起坐下来，又把那个印子给擦干净了……大概擦干净了。

那一晚，我们都哭了。

……

我们过去有佣人整理衣物，有司机记住每一次行程。

如今她白天去小钢珠店清扫别人吐在地上的烟蒂，晚上回来还要把我的工装泡进木盆里。

水泥灰浸过水以后会变成一层黏在布料上的白浆，手搓不干净，只能用刷子一点点刮。

我有一次看见她蹲在那里刷裤脚，忽然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娘家。

她停了一会儿，说娘家也欠着钱。

这当然是假话。

她父亲早已去世，兄长在名古屋开诊所，虽然算不上富裕，养她一个人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她留下，大概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丈夫，也可能因为她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被西园寺家的男人赶回去。

我那时仍旧很擅长把别人的选择解释成爱面子。

毕竟只要承认她是在陪我受苦，我便必须承认自己对不起她。

我还做不到。

……

头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想本家。

想得最多的当然是皋月。

那天晚上，我被藤田带人拖过玄关，鞋掉了一只，袜子踩在地上，全是雨水和泥。

她站在二楼回廊，怀里抱着一只熊，低头看着我。

我至今也说不清，那张脸上究竟有没有笑。

人到了最狼狈的时候，总会替自己记住一些更残忍的细节。

也许她只是站在那里，也许她真的让那只熊朝我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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