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胜称帝这一年是汉历两千零一年（1800年），刘德胜专门选的刘邦之后的第三个千年的开端。

刘玉龙继位这一年是两千零三十五年（1834年）。

史官汉历纪年法是纯阳历，只纪年和日而不计月，另外单独标注朔望日。

全年每一天都直接记录所在年的总“第几日”数，以冬至后的第一天为每年“第一日”。

平年最后一天是“第三百六十五日”，闰年最后一天是“第三百六十六日”。

每四年设置一个闰年，每一百二十八年少设置一个闰年。

每年的最后一天通常都是冬至。

《起居注》和《实录》以及所有新修史书，还有研发、建设、航海等各方面的日志，都会用这个汉历纪年法来写。

但衙门工作安排，百姓日常生活，都仍然使用年号纪年。

有了这种纪年法，却仍然使用传统的年号纪年，首先是传统习惯使然。

更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一个不用避讳的皇帝代号。

明朝以来，皇帝不再轻易改元，除了明英宗之外都是一帝一元。

年号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皇帝代称。

刘玉龙也不准备改变这个传统，圈出了自己选定的汉昌二字，指示礼部继续筹备典礼。

时间慢慢的流逝，典礼筹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朝廷适时的放出吕宋之战的新消息，将朝廷正式占领吕宋的消息通告天下。

大汉将在昂扬向上的氛围之中，准备迎接新的“汉昌”年代。

此时的大汉朝的天下，勉强可以算是安定祥和的，唯一的问题是人口实在太多。

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算是已经掉进人口陷阱了。

也就是新王朝刚刚开基不久，官僚体系效率还没有大规模的腐朽衰退。

开国皇帝完成了强制均田，延缓了土地和人口矛盾。

但均田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再次加快，所以新生的大汉朝整体压力巨大。

普通人甚至普通官员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也就是军队方面的人员，有刘德胜常年的耳提面命，也知道基层的人口和土地数据，所以对这件事情稍微有点概念。

刘玉龙的认识就更加清醒了，按照前世的人口增长轨迹，估计未来每五年就会多一亿，三十到四十年就能翻一倍。

刘玉龙带着这种担忧，等到了几个预料之中的好消息。

冶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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