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被植入了稳定的道德判断体系——比如法律观念、宗教教义、家庭伦理——那么即使生理易感性高，环境刺激强，暴力行为概率也会降至32%。”

他停顿，环视全场。

“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意味着暴力不是必然，它是可以被预防的。通过早期干预，通过教育，通过构建正确的道德认知。”

又一个学生举手。

“陆教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比如清除社会上的‘坏人’，这算精神病吗？”

这个问题让陆秉章的眼神微微闪烁。

0.3秒的延迟后，他回答：“这要看他的‘天道’标准是否稳定，以及——”他刻意停顿，制造悬念，“是否有人给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台下安静。

“什么意思？”学生追问。

“我的意思是，”陆秉章缓缓说，“当一个人用私刑代替法律时，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他，他有权力审判？是谁给了他标准？是他自己，还是某个……外部系统？”

他说“外部系统”时，目光扫过前排的政法干部。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得微妙。

“所以您认为，有些犯罪者其实是被‘编程’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自媒体区。

陆秉章看向提问者——是《东海日报》的记者，他认识。

“我不喜欢‘编程’这个词，太机械。”他温和地纠正，“但确实，人的行为模式可以被塑造。通过重复的强化，通过奖励和惩罚，通过植入特定的信念体系。这在心理学上叫‘条件反射’，在神经科学上叫‘突触可塑性’。我们每天都在被塑造——被家庭、学校、媒体、社会规范。”

他喝了口水。

水温是37℃，刚好，不烫不凉。杯子是自带的陶瓷杯，白色，没有任何图案——他讨厌分心的设计。

“但问题在于，”他放下杯子，“当塑造者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好人’，而是‘制造工具’时，会发生什么？”

礼堂里鸦雀无声。

陆秉章知道，这句话已经踩到了某些边界。但他继续说下去，语气依然平静：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系统地筛选高易感性个体，用特定的方式强化他们的某些倾向，消除他们的道德顾虑，然后给他们一个‘正义’的目标……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执法者？”有人小声说。

“还是得到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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