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东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睡了。

他的工位在档案馆地下二层最靠里的角落里，原本是个档案消毒间，被老鬼临时改成了技术分析室。四面墙上贴着隔音棉，天花板上的排气扇嗡嗡转着，把满屋子的泡面味和咖啡味往外抽。桌上摆着三台显示器，其中一台是张敬之办公室碎纸机缓存芯片的数据读取界面，满屏的十六进制代码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着，普通人在这种屏幕前坐不了十分钟就会头晕。他嘴里叼着一根已经嚼烂的吸管，眼睛里的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在显示器的蓝光映照下，像是两颗被泡在红墨水里的玻璃珠。

方卉端着咖啡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副场景。她把咖啡放在桌上唯一一块没有被主板和硬盘占据的空地上，然后靠在门框上，抱着双臂，用那种心理医生特有的、不急不缓的语调说：“马旭东，你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来着？”马旭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节奏依然精准而稳定，“好像是你上次来送咖啡的时候。你上次来是几点？”

“昨天下午三点。”

“那就对了，我睡过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丝毫不觉得“我睡过了”和“我在椅子上眯了十分钟”之间有任何区别，“张敬之办公室的碎纸机是五年前的老型号，内置缓存芯片的存储空间只有128MB，用的还是已经停产的东芝闪存颗粒。好处是这款芯片的读写逻辑很简单，数据恢复的难度不大；坏处是它的缓存机制是按页覆盖——新的碎纸记录会直接把旧的顶掉。张敬之在碎那张便签之前，已经碎了大量的无关文件。我过滤了三千四百页碎片数据，还剩最后两百页。”

方卉走到他身后，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她不懂代码，但她懂人。一个在坠楼前五小时碎掉便签、写下邮件却没有发出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不是单纯的恐惧——纯粹的恐惧会让人丧失行动力，而张敬之在死前那几个小时里做了太多事，说明他的脑子是清醒的，甚至比平时更清醒。一个清醒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碎掉一张纸，却又不彻底销毁，还在缓存里留了痕迹——这不是疏忽，这是赌。他在赌，赌有人会在事后翻看这台碎纸机的缓存，赌有人会在无法挽回的结局里找到他留下的最后一块拼图。

显示器屏幕忽然跳了一下，满屏的乱码中闪过一行正常编码。马旭东的手指瞬间停住了，他倒回去，把那几行数据放大、重新排列，然后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一动不动。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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