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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廉参加了银行家们的紧急会议。气氛比九年前更绝望。

“一亿八千万，”最年长的银行家念出数字，“而且每月增加一百万。按这个速度，五年内利息支出就会超过税收收入。”

“解决办法？”

“要么大幅加税，要么大幅削减开支，要么……”银行家停顿，“违约。”

房间里死寂。荷兰共和国从未债务违约，那是西班牙国王才会做的事。但数字不会说谎。

“还有第四个选择，”一个年轻银行家说，“让英国承担更多。他们比我们富有，而且战争对他们同样重要。”

“但英国议会也在抱怨开支，”小威廉说，“而且没有威廉国王居中协调，联盟只是纸面协议。”

最终决定：向各省议会施压，要求财政改革；同时向英国请求“财政援助”——委婉说法是要钱。

反应是可预见的。各省议会争吵三个月后，达成妥协：提高消费税（影响穷人），维持财产税（影响富人），削减军费百分之十（影响军队）。典型的“得罪所有人但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荷兰式方案。

英国的回应更直接：同意提供贷款，但要求荷兰军队完全服从马尔堡公爵指挥，并且给予英国商人更多贸易特权。

“慢慢交出主权，”扬二世评论，“先是军事指挥权，然后是贸易权。接下来是什么？”

“只要利息继续支付，没人关心主权，”小威廉疲惫地说，“你祖父说得对：债务是最温柔的枷锁。不痛，但越来越紧。”

家族第四代开始登上舞台。

1704年，玛丽亚的女儿卡特琳娜（以曾祖母命名）十六岁，对植物学毫无兴趣，却迷上了政治哲学。她在莱顿大学图书馆阅读霍布斯、洛克的最新著作，回家后在晚餐桌上发表惊人言论：

“荷兰共和国的问题在于它既不是真正的共和，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七省议会代表商人寡头，普通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执政后，连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玛丽亚惊讶地看着女儿：“谁教你的这些？”

“书教的，母亲。还有……现实。市场上面包又涨价了，因为消费税提高了。谁决定的？那些从不需要排队买面包的人。”

小威廉的孙子，也叫威廉（家族传统），十八岁，刚结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实习。他有不同的视角：

“但荷兰的强项从来不是政治，是商业。交易所才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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