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军工路校区的梧桐树梢，似惊醒了栖在枝叶间的鸟雀，啾鸣声渐起。

清凉的微风从半开的窗户透过纱窗吹进屋内，驱散了几分残留的闷热。

姜言扶着裹有纱布的额头支起身，伸手撩开蚊帐，关掉了写字台上的电风扇。

“姆妈——”一声呓语在里侧响起，伴随着翻身的动作和踢来的小脚丫，一个幼儿的轮廓在暗影里显现。

拍了拍孩子的脊背，“嗯，姆妈在。”

再自然不过的动作和语气，让姜言一顿，怔然。

从沪江大学医院醒来、归家，已经三天了，姜言对自己已经有夫有子的事实，还是有点不能接受。

1966年冬，抄家的混乱记忆仿佛还在昨日，再醒来，医生和家人都告诉她，现在是1971年7月初，小学刚放假，她和儿子谢慕言的行李已经打包，只等谢家的小儿子——谢稷，她的爱人、孩子的爸爸，回来帮忙办理工作调动、户口迁移，她和儿子便要跟着对方前往三线工作、生活、学习。

谢稷啊，记忆里最后一次见他，是1965年7月她广播学院世界语毕业回沪，清大留校的小哥过来帮忙搬行李，在火车站买票口碰上对方，得知他要回湘潭看望生病的养母，途经沪市。

有实验要做、抽不开身护她回沪的小哥，立马兴高采烈地将自己托付给了对方。

那人，清冷、寡言、难接近，火车上一天一夜，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报，也就吃饭时，询问自己一句想吃什么，帮忙买个饭。

全程哪有什么情谊可言，怎么就嫁给他了？！

不知是忧思过虑，还是伤口在作祟，额头抽抽的痛，再无半分睡意。

姜言索性起床，拉上窗帘换衣，用梳子小心通了发，一分为二，辫了两条长辫，相互交叉着绕了绕，用几个发卡固定住。

看着镜中的低盘发，姜言一愣，方才的一套动作熟悉得像做了千百遍，以前，她可从不盘发的，何况是这么老气横秋的样式。

便是这墙上的大红塑料圆镜，也不是她以往会用的，太丑、太糙，还带着微弱的塑料气息。

可惜，听二姐昨天说，抄家时，很多惯用的东西都被毁了。这几年用的碗筷勺碟、手电筒、闹钟、台灯、收音机等等，多是后来慢慢添置的。

“言言，醒了？”姜定知起床洗漱，看到隔壁门上亮着灯，走到门前，轻声问道。

姜言收起思绪，放下梳子，打开门：“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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