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转眼已是次年二月。

义仁堂门口那两块木牌，经过一整个冬天的风吹日晒，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不收诊金”和“只收一诺”，像是两根定海神针，稳稳地立在义仁堂的门前。

这几个月里，来义仁堂看病的人不计其数。有的人许下了承诺，郑重其事地记在心里；有的人随口一说，转头就忘；也有的人，压根不相信这个规矩能长久——他们觉得，不收诊金，只靠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义仁堂迟早得关门。

但义仁堂没有关门。它不仅没有关门，反而越开越稳。那个“义药基金”的木箱，虽然收到的捐款时多时少，但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冒出几笔意外的捐赠——有时候是一袋大米，有时候是一筐鸡蛋，有时候是几两碎银子。没有人知道这些捐赠来自谁，但孙大夫知道，这些，都是那些曾经许下承诺的人，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二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赵御史正和苏婉在院子里修剪那棵老槐树的枝条，忽然听到院门被敲响了。敲门声不急不缓，却带着一种笃定的节奏。

赵御史放下剪刀，走过去打开院门。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汉子，穿着一身半旧的靛蓝短打，腰间系着一条灰色布带，脚上踩着一双沾满泥土的草鞋。他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双手粗糙，指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做体力活的人。

那汉子看到赵御史，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拱了拱手，语气带着几分试探：“请问，您是赵守愚赵大人吗？”

赵御史点了点头：“正是在下。阁下是？”

那汉子没有回答，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双手捧着，郑重地递到赵御史面前：“赵大人，俺是替俺爹来还愿的。”

赵御史接过那块粗布，展开一看——粗布上，用墨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字迹虽然拙劣，却一笔一划写得极为认真：

“赵大人、孙大夫：

俺叫刘大柱，去年冬天在义仁堂看好了病。孙大夫没收俺的诊金，只让俺许了一个诺。俺当时答应，等俺有能力了，要帮三个看不起病的人。

俺回去后，琢磨了好久。俺没啥本事，就是个种地的。但俺想，帮人不一定非要花钱。俺有一把子力气，可以帮人干活。去年冬天，俺帮村头的王老汉挑了一个月的水；今年开春，俺又帮隔壁的李寡妇耕了三天田。这都是俺力所能及的事，不算啥。

但俺爹说，光做这些还不够。他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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