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一直做不大,但活得挺久。
第二封来自“明镜咨询”,专门做企业数据合规审计,客户大多是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发件人是他们的联合创始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律师,邮件里直接写道:“看了沈薇的报道,想和你聊聊‘数据正义’项目的法律框架。”
第三封来自“深港数据安全协会”,一个半官方的行业组织。
第四封来自一位个人投资者,署名“林默”。邮件很短:“沈薇推荐。周二下午三点,园区咖啡馆,我请你喝杯茶。”沈薇后来告诉她,林默是深港最早一批做互联网安全的人,十年前退出江湖,现在偶尔投一些“有意思的小项目”,投过的公司里有三家已经上市。
第五封和第六封,分别来自两家中型科技公司,都是做企业级数据服务的,在业内口碑不错。
路容花了三天时间,给每一封邮件都回了详细的商业计划书摘要,并约了见面时间。
现在,她刚刚结束了和林默的第一次会面。
笔记本摊开在桌面上,路容看着自己记下的那些问题:
“盈利模式里,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占70%,数据伦理咨询占20%,‘数据正义’非营利项目占10%。这个比例三年内会变吗?”
“会。我希望五年后,‘数据正义’相关的营收能占到30%,通过企业社会责任采购和政府项目采购实现。”
“你预计的行业阻力是什么级别的?”
“李剑级别的个人打压,星耀级别的公司封杀,以及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舆论抹黑。我已经经历过第一种,正在准备应对第二种和第三种。”
“你的应激障碍,最近一次发作是什么时候?”
“两周前,在超市排队时,前面的人背影很像李剑。我僵住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换了个队伍。我现在每周做两次心理疏导,医生说我进步很大。”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回响’失败了,你怎么办?”
路容当时沉默了三秒。
然后她说:“我会把‘数据正义’项目拆出来,做成一个公益组织,用我剩下的钱继续做。这件事,总得有人做。”
林默听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上好的龙井,青瓷杯壁很薄,茶汤澄澈透亮。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下周三,带上完整的财务模型和团队名单,来我办公室。”他说,“地址发你邮箱。”
这就是那半个没完全回答的问题——林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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