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五〇年三月，柏林。

弗里德里希已经很难下楼了。

他的腿肿得厉害，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安娜请了医生来看，医生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开了一些止痛的药水。

那药水没用。他知道。

但他还是每天坐在窗前，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树皮更斑驳了，枝干更虬曲了，但春天来了，它还是抽出了嫩芽。嫩嫩的，绿绿的，和五十年前一模一样。

他摸了摸怀里的那个本子——跟了他四十一年的本子。封面早就没了，边角都卷了，有些页用纸补过，有些页快要掉下来。但他还是每天带着，放在怀里，贴着胸口。

敲门声响了。

“请进。”

安娜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汤。她把汤放在桌上，在他旁边坐下。

“弗里茨叔叔，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弗里德里希笑了笑。

“还活着。”

安娜看着他，眼睛里有泪光，但她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

“弗里茨叔叔，有件事要告诉您。”

“什么事？”

“卡尔叔叔……上个月走了。汉诺威那边来的信。”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点了点头。

“知道了。”

他望着窗外，望着那棵老栗树。

卡尔也走了。那个在柯尼斯堡和他一起读书、一起喝酒、一起等“那一天”的人，那个后来变得害怕、后来又找回勇气的人，那个把安娜托付给他的人，也走了。

“他走的时候，提到了您。”安娜轻声说，“他说，告诉弗里茨，我没等到，但安娜会等到。”

弗里德里希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棵正在抽芽的老栗树。

二

那年春天，弗里德里希做了一件很久没做的事。

他让安娜扶着他，一步一步走下楼，走到街上。

街上的一切都变了。马车多了，房子高了，人多了，走得也快了。有穿着体面外套的先生，有穿着长裙的太太，有穿着工装的工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

但也有一些东西没变。

街角聚着一群人，有人站在木箱上正在说话。那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还是那些话：自由、权利、宪法、统一。

弗里德里希站在那里，看着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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