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龙头园区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平静”着，甚至比林森在时，多了几分诡异的“秩序”。

崔判官拟定的《临时管理条例》以公告形式张贴在了各个显眼处，严禁私刑、虐待，设立申诉渠道等条款，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激起了层层难以言喻的涟漪。

有人麻木地看着，不为所动；有人眼中闪过微弱的、不敢置信的光；更多的人，则是观望，深深的、带着恐惧和怀疑的观望。

阿威以铁腕手段整顿着安保队伍。林森的几个死忠头目被迅速清理，或关押，或“处理”得无声无息。

剩下的人，在高压和新规下，大部分选择了服从。

一支至少表面上听命于“代理主管办公室”的新的安保力量，正在快速成型。

虽然内部还有多少林森的暗桩不得而知，但至少，明面上，园区里公开的暴行和随意打骂的现象，几乎一夜之间绝迹了。

这是一种进步，哪怕这进步的基础是如此脆弱，建立在暴力和恐惧的更迭之上。

李富贵整天忙得脚不沾地，陪着将军那位斯文却眼神锐利的助理，清点着林森留下的庞大而混乱的产业和账目。

他充分发挥了掮客的圆滑和精明，该装糊涂时装糊涂，该表现时绝不含糊，居然和那位助理建立了某种微妙的、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的“默契”。

账目在一点点理清，一些被林森私自截留的渠道和资源，也被富贵巧妙地“发现”并重新纳入管理，成为了我们手中可以运作的筹码。

刘文静除了协助崔判官建立新的档案体系，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对着那几本从“夜枭”小队身上找到的、带有奇怪标记的书籍，以及阿威后续送来的各种零碎纸片、符号记录，苦思冥想。

她那双总是透着聪慧和执着的眼睛下，出现了淡淡的黑眼圈。

而我，除了处理日常必须由“代理主管”出面的事务，更多的时间，是在等待，在分析不断汇集而来的、看似杂乱无章的线索碎片，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园区表面那脆弱的平衡，同时提防着将军助理和他手下那些无声无息的耳目。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翻阅一份关于园区“电诈”业务流水急剧下滑的报告，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 我头也没抬。

进来的是刘文静，她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但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兴奋的光彩，手里拿着一张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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