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更安静。只有五张桌子，彼此之间隔着屏风或绿植。江薇选了最里面靠窗的位置。背对着墙，面向门。这是周彦川教她的还是她自学的——坐那个位置的人，会第一个看到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她穿得比校庆日低调。浅蓝针织衫，没戴太多首饰，头发也只是简单扎起来，碎发垂在耳侧。看起来更像记忆里那个在年夜饭桌上低着头擦碗边的堂姐，反而不像周彦川身边那个挽着男人手臂的精致未婚妻。

“你早到了。”

“我也刚到。”她面前放着一杯白水，没有点菜。

我坐下。菜单被推到一边。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把目光移开，落在了桌角那杯白水的杯沿上。拇指擦过去——和校庆上一样，和以前每一年年夜饭上一样。说一句话，低头擦碗边、擦筷子、擦桌布，擦任何她能找到的东西。

和我出门前镜子里那双很稳的手不同，她的手一直在动。

“姐。许茂才在六月十五号那天，根本不在江城。”

她擦杯沿的动作停了。不是猛地停住，是一帧一帧慢下来的，最后拇指停在杯沿上不动了。

“你还在查姑父的事。”

同年夏天那个下午，我爸被带走的那天，她就站在江家客厅的角落里，十六岁，手里攥着一只剥了一半的橘子。橘子汁沿着手腕往下滴。她没有上去说话，也没有来追我。只是站在窗帘旁边，橘子汁滴在地板上。我跑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在擦地板。跪在地上，用袖子。好像把地板擦干净了，今天发生的事就等于没有发生。

服务生端上两杯新茶。没有人动。

“暖暖。你有沈律师护着你。我没有。”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擦杯沿。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眶发红但没有哭。不是在博同情。是在陈述一个她花了三年才愿意说出口的事实。她知道周彦川做的事不对，但她爸的公司、她家的房子、她现在能坐在这种私房菜馆里点一杯白水的资格都需要她的沉默。

“你没签合同。你爸爸签的。”

她的手抖了一下。

“他那天回来跟我说——爸也是为了我们。然后我爸把合同锁进抽屉里，钥匙收在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她的声音忽然变了，低沉沙哑，“你记得吗，之前姑父家有一把银色的打火机。你送给沈家那个小孩的。那年过年我去你房间——”

“记得。”

那个打火机现在在沈渡手里。不知道他那晚有没有把它扣在手心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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