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只是判一个普通的经济案。后来看到判决书才知道——他把所有证人的退路都堵死了。我也想回头，但一个收过钱的法官还怎么回头。你们找到的那份银行流水，是我留下的唯一一份没被清理干净的记录。其他都处理掉了。”

会客室里安静了很久。窗外有鸽子扑棱翅膀的声音，灰色翅尖掠过窗沿。

“冯法官。您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对今天来见我们的目的来说，已经是完整的证言。”沈渡把银行流水复印件按在茶几上往前推了一寸，没有抬头，“这份东西我不带走。不是不拿，是法庭上需要您自己交。”

冯正清低下头。肩膀塌下来，头顶稀疏的白发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刺眼。他重复了好几次微小的动作——拇指搓着食指侧面，搓了几下，停住，过一会儿又开始搓，话几次噎在喉咙口。

“你们还太年轻，”过了很久他重新开口，声音干涩得厉害，“不知道一个人做错了事之后，要花多少年才能鼓起勇气把它说出口。周彦川当年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他背后有一整条利益链。我可以交出我自己这部分，但这条链子是裹在合法外衣里的。子公司转账是咨询费，证人改口是‘记忆误差’，庭审记录删改是‘书记员错误’，每一步都能被解释成程序瑕疵。”

“他把规则吃透了，”沈渡点头，语气轻描淡写，“但他不是唯一吃透规则的人。”

冯正清第一次正视沈渡的眼睛。他看得很认真，好像在打量一个年轻版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他自己没来得及做的那个选择。

“需要我写下来吗。”他说。

沈渡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放在茶几上。

冯正清写了一页半。最后签字的时候他眼眶泛红但没有哭出来，只是握笔的手指在签字那几秒抖了几下，然后在日期后面点了一个很重的句点。他把笔搁在旁边，把那份自述状端端正正放在茶几中央，像年轻时每次庭审结束后把法槌留在审判席上。

走出那栋老式写字楼的时候，阳光很薄，被行道树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人行道上。

“他把自述状写得像判决书。”

“因为他当了一辈子法官。除了这种文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用什么方式说真话。”

他接过自述状放进公文包。动作不紧不慢。但扣上搭扣之后他站在原地，没有立刻往停车场走。阳光把行道树的影子印在他肩头，他低头看了我好一会儿，眼神和刚才在会客室里不一样——没有那么锋利，安静地落在我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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