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没有办法像单季稻的红米；被叫做“高杆”的秧苗那样，扎成一把一把。大家只好都从家里拿出盆子来装。我与莹贞也把自己的搪瓷脚盆拿出来了。

哪知道，二斗里有个妇女，我们偷偷叫她“疯婆俚”的，她总是一边劳动一边大声地打情骂俏，嘴里不干不净，还觉得自己很有本领。她见我们的脚盆很漂亮扎眼，就忍不住地来调侃我们了。

“哟，把你们洗‘卡里’的盆拿出来啦！”

所有挤在一起拔秧的，几十口男男女女都笑翻了，因为这也是她第一次直接对着知青来挑逗。

莹贞一面不好意思地笑笑，一面躲也似地趟着水田，走到我身后……那个南昌人小程好像是帮忙，起身回了“疯婆俚”一句：“人家上海人哪能与你一样的？”说着，就往莹贞身边挤过来，“是吧？”他对莹贞讨好地说。

可他让莹贞更害怕了，她索性转到我的另一边去。

我悄悄对她说，“不怕，光天化日之下，最好不理他们。”然后，我依然不动声色地拔秧。

那个“疯婆俚”居然说得更加不堪了，“上海人就了不起？翘起屁股来，与我有什么不一样！”

秧田里又是一阵更狂野的大笑，莹贞都快哭了。

我突然站起身来，把脸盆往田埂上一放，“石队长，拔好秧可以走了吗？”

石队长护着我们，不给情面地对着那个“疯子”说：“快别说了！”再转身对我说，“好，你们先去吃早饭吧。”

我一把拉起莹贞就走上田埂，然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扫了那个“疯婆子”一眼，就离开了。

秧田里的几十个人，一时间，安静得听得到风声……

那个晚上，我也告诉莹贞，一方面我不能再做不好老师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当老师，我的确可以有时间多读读书。我们再互相舍不得分手离别，看来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当然，我们很感谢坪陂的石队长，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山般厚重的靠山，我们才可以安安心心有口饭吃，我当然愿意还是属于坪陂队的社员。但是，莹贞却要离开了。她最舍不得的就是，石队长对我们的那份关照。

我们两个还聊到了；到坪陂插队的第一天。

石队长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那一桌子的菜，只只碗里有辣椒，我们一口都不吃，勉强扒了几口红米饭。石队长一看不行，就亲自下厨，给我们炒鸡蛋去了。

围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里，那个南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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