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以，我们山里人习惯，插一下秧，就得直起腰来走走田埂。现在去平原，就没有直腰的机会了。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出工了。

我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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