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沙哑。“赵四又在催我挂电话了，说越洋电话费贵。”

“你怎么回的？”

“我说不贵——这辈子欠你的，电话费算什么？”

她挂了电话，把听筒放回去，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闾珣端了杯热茶过来，放在她手边。她接过来捧在手里，热气从杯口升起来，被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暮色映得微微发亮。

“娘，爹说什么了？”

“他说赵四催他早睡的事，当年我在帅府看账本，秋月来关灯，我假装睡了，等她走了又起来拨算盘。后来秋月学精了，不关灯，在桌上放碗银耳羹。你回头给赵四阿姨写封信，让她也别太累——她自己也一把年纪了，还要管一个不听话的老头子。”

闾珣应了一声，又把基金会今年在榆树新设的奖学金名单递过来。于凤至戴上老花镜，逐行看着那些名字，在最新一批名单上停住了目光。那上面又有一个姓于的女孩，来自吉林榆树，是当年被服厂女工的后代。

“这孩子连着几年成绩都是前三名。她奶奶是被服厂的老女工，她说被服厂管账的那个人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有本事的女人。她让孙女以后也学打算盘——账上差一个铜板，底下就能差出一百个。”

于凤至没有回答，拿起铅笔，在女孩名字旁边轻轻打了个勾，把名单折好放进抽屉里。窗外纽约的暮色正在哈德逊河上慢慢铺开，她把算盘上那颗骨珠拨上去，继续往下看。窗台上那盆第三代薄荷被暖气熏得微微摇曳，她把大衣披上，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