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东莞樟木头，是一座被机器轰鸣声日夜浸透的小镇。彼时的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南国，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岭南小镇，借着时代风口飞速崛起，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取代了往日的稻田与荒地，一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贯通了闭塞的乡野村落。天南地北的乡下人，背着破旧的蛇皮袋、裹着单薄的被褥，怀揣着“南下打工、挣钱养家”的朴素念想，如潮水般涌向这片热土。

我和阿强，就是这千万流动人口里最不起眼的两个。我们从不同的省份奔赴而来，在流水线车间相遇，在拥挤潮湿的集体宿舍相依为命，成为了彼此在这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依靠与慰藉。我叫陈建军，人们大多喊我建军，而我的工友张强，所有人都习惯性唤他阿强。

阿强进厂的时间比我晚半个月，是深秋时节来的。彼时岭南的暑气尚未完全褪去，晚风依旧带着燥热，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背包，裤脚沾着长途跋涉的尘土，皮肤是常年劳作晒出的黝黑，眉眼干净青涩，带着乡下少年独有的腼腆与拘谨。人事登记的时候，我恰巧在旁边帮忙整理资料，看着他一笔一划认真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朴素工整，透着踏实本分的性子。

从他进厂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个少年的日子，比厂里绝大多数打工人都要难熬。别的工友南下打工，大多是为了攒钱盖房、娶妻生子、改善生活，即便拮据，也有几分松弛的余地。可阿强不一样，他的肩膀上，扛着一整个风雨飘摇的家。

他家在江西偏远的山村，山路崎岖，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挣不到几个钱。家中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本以为熬到他成年，日子能稍稍好转，可天不遂人愿，去年冬天，他母亲突然查出了严重的慢性病，常年咳喘无力、体虚卧床，离不开药物维系。乡里的赤脚医生说，这病断不了根，只能长期吃药养护，一旦停药，病情就会反复加重，拖得久了，怕是会拖垮身体。

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早已掏空了所有积蓄，还向亲戚邻里借了一大笔外债。家里唯一的土坯房年久失修，雨天漏雨、晴天透风，值钱的家当早已变卖殆尽，偌大的家，徒留四壁萧然、满目荒芜。阿强高中毕业便放弃了求学，在家务农伺候母亲大半年，看着母亲的身体日渐虚弱，看着家里的债台越筑越高，走投无路之下，才揣着邻里拼凑的几十块路费，千里迢迢南下东莞，赌上所有希望，来这座遍地机遇也遍地残酷的工业小镇讨生活。

他进厂时间短，手头一直拮据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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