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青城，老城区，肖遥家。

肖遥从机场回来后，生活重新被工作和会议填满。他试图用忙碌来填补苏晴离开后留下的那片空白，但效果并不理想。每天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家里，他总会不自觉地看一眼客厅的旧沙发——那是母亲常坐的位置。然而，真正让他从这种低落情绪中惊醒的，是一通来自青城市人民医院的电话。

电话是母亲的主治医生打来的。医生的语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凝重，没有寒暄，没有铺垫，直接说了一句：“肖先生，您母亲的身体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如果您方便的话，尽快来医院一趟。”

肖遥握着手机，沉默了两秒：“我马上到。”

下午四点，肖遥赶到青城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治医生姓陈，四十多岁，在肿瘤科工作了近二十年，见惯了生死，但此刻的表情依然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沉重。他将肖遥请进办公室，关上门，示意他坐下。肖遥没有坐，他站在办公桌前，双手撑在桌沿，声音沙哑：“陈医生，我妈到底怎么了？”

陈医生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检查报告，推到肖遥面前：“肖先生，您母亲在两个月前做了一次常规体检，当时发现肝脏有占位性病变。我们建议她做进一步的穿刺活检，但她拒绝了。她说不想让你们担心。上周她因为腹痛加剧再次来就诊，我们强制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细胞癌，晚期，已经多发转移。”

肖遥站在办公桌前，低着头，看着那份检查报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和影像图片，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陈医生，声音沙哑：“还有多少时间？”

陈医生沉默了片刻，然后给出了一个残酷但诚实的答案：“如果采取保守治疗，大概三到六个月。如果采取介入治疗和靶向药物联合方案，可能会延长到一年左右。但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肖遥没有立刻回答。他低下头，看着那份报告，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声音沙哑但清晰：“所有能用的治疗方案，都用上。费用不是问题。我要她剩下的每一天，都尽可能地不那么痛苦。”

陈医生点了点头：“我们会尽全力。”

肖遥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拿起那份报告，折叠好，放进口袋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他穿过走廊，走到母亲所在的病房门口。门虚掩着，他透过门缝看到母亲半靠在病床上，正在和一位护士轻声交谈，脸上带着一个淡淡的笑容。她的脸色比上次见面时差了一些，有些发黄，人也瘦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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