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沙厚度从延安的三寸逐步调整至四寸，每一寸调整都有实测数据支撑。”

他把实录折好，连同沿途采集的土壤样本和地窖温度记录，一并打包寄往京城。包裹上写着：京城遵化科学院，徐光启亲收。

卢象升从延安府赶来送他。

两个人在后院的客房里坐了大半夜，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摊在桌上给卢象升看。卢象升逐页翻完，指着他记录的平凉干沙厚度数据问了一句：“这个数，徐阁老看了会不会觉得太保守？”陈子龙想了想，回答：“不会。老师在延安时就说过，天津的数据不能照搬到陕西，延安的数据也不能照搬到平凉。每个府的地温不一样，干沙厚度就得跟着调。老师教我的是方法，不是数字。”

卢象升点了点头，把这些记录抄了一份留底，原件让陈子龙带回京城交给徐光启。

临行前，陈子龙站在西安分号门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钟楼南大街上来往的商队和脚夫。

去年冬天他跟着方岳贡在松江码头接待魏忠贤时，江南士绅对朝廷新政的态度还停留在“商贾之技，终非君子之道”。现在他在陕西走了四府，亲手挖了地窖、测了干沙厚度、发了留种要则——番薯藤正在往更远的西北爬。

每一个地窖他都蹲在窖口用手指反复按过沙层，每一亩试种区他都亲手捏碎过沙土看过墒情。他忽然觉得老师说得对：书斋里写不出救荒之策。

他翻身上马，往京城方向策马而去。马背上驮着四府的土壤样本、地窖温度记录、和那本写满了三栏笔记的随行札记。

卢象升站在老槐树下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钟楼南大街的尽头，转身走回分号后院，翻开陈子龙留下的那份《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抄本，在扉页上写了一个字——“留”。然后他把抄本锁进分号后院的档案柜里，和傅山亲笔写的龙门账示范图、瞿式耜留下的首批直拨票据存根，放在同一个柜子里。

陈子龙回到京城那天已是初秋。

他先去科学院找徐光启，老师正在书房里埋头修订《农政全书》“荒政”卷。陈子龙把四府的随行札记和《陕西番薯推广实录》放在老师桌上。

徐光启逐页翻看，翻到平凉干沙厚度那一页时停了很久，然后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抬起头看着陈子龙。他没有夸他，只是把札记翻到最后一页，提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子龙亲赴四府，实测地窖数据，为《农政全书》‘荒政’卷补全陕西推广实录。此卷可付梓矣。”然后把札记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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