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锅的蒸汽裹得有些模糊，“现在你‘想’一件事，是在等。”

周明远把筷子搁在碗边。等。这个字以前很少出现在他的决策过程里。在瑞联被优化时他算的是补偿金够不够付手术费；在奥姆尼体验中心他算的是反应速度提升的百分点；在星核科技测试NGI-7时他算的是如果不上项目会失去什么。每一步都是算，每一步都不需要等——因为等意味着被甩在后面，被甩在后面意味着淘汰。以前他不等，是因为等不起。现在他可以等了。不是因为时间变多了，是因为他不再需要跑在别人前面来证明自己还在。等得起，大概也是一种自由。不是自由的自由，是不必跑的自由。

“也许是在等。”他把筷子拿起来开始吃饭，“以前不算清楚就不敢动。现在有些事，不需要算。”林晚晴没有接话。她只是把粥端到他面前，粥很烫，她让他慢点喝。

同一天晚上，陆沉坐在吴江新实验室的工作站前面，面前摊着那份合作意向书的草稿。他已经改了很多遍——每一条措辞都反复推敲过，每一个限制条件都尽可能写清楚。第三条关于“第三方独立伦理审查”的条款被他用红笔圈了好几次，每次修改都在“残疾人权益代表”后面加了一些限定——最初写的是“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后来改成“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或监护人”，再后来改成“至少一名残疾人权益代表（或其监护人），且该代表对审查结论拥有否决权”。他盯着“否决权”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否决权是极重的权利，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只会让外部代表拥有建议权，而不是否决权。但他把这条留了下来——没有删，也没有改。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枚封存盒，盒盖上被他反复写的“等”“待”“新”“安”几个字已经叠得有些模糊。他用拇指在盒盖上又写了一个字——“寄”——也许寄出去的这份合作意向书不会被任何人接受，也许会被认为条件太苛刻、不愿意妥协的条款太多。但他必须先把它写下来。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有人想绕过这些条款，他至少有一份书面的证据，证明他曾说过不。

他正在把合作意向书的最终版本逐条誊写到邮件正文里——不是作为附件发送，而是直接写在邮件正文中，确保每一行字都无法被忽略——屏幕上弹出了一封新邮件。发件人：张薇。邮件内容很简短，大意是她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中通过交叉引用注意到陆沉在神经信号解码领域发表的一系列算法研究，对其中关于语言中枢传导异常的非侵入式解码方法很感兴趣，想邀请他进行一次线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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