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协调会上引用《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就已经把底牌亮明了。国政委那边也不会沉默——全球前一百家企业的义体渗透率摆在明面上，没人能假装看不到。

他把通知放回文件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午后的阳光里汇成一条细长的河，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都反射着同一种光。他忽然想起父亲那本习题集的最后一页——“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像是考试前在草稿纸上反复演算同一道题的解法。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会议上不会沉默——不是因为想说，是因为有些话如果他不说，就没有人会在这个位置上说了。

会议前一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把赋分制从出台到现在的所有季度评估数据从头到尾重新翻了一遍。不是检查数据——这些数据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每一个数字的位置他都记得。是在温习一种节奏：临界阈值从理论推导到政策实践，从行政指令到法律条文，从赋分制到条例，每一步之间的间隔正在被压缩，而压缩这些间隔的——不是他的意愿，是全球竞争加速的压力。

他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了几行字——“守赋分制，即是守底线。赋分制保护的不仅是青少年，更是国家在技术竞赛中不丧失伦理自主性的最后防线。这条线一旦松动，我们追赶上别人的那一天，也是我们不再认识自己的那一刻。”

他把便签压在台历下面，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书架最上层放着一本旧得发黄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书脊已经脱胶，封面上的烫金字褪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他把习题集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的那行字还在——“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还安静地待在纸页边缘，虫洞的边缘被岁月磨得很光滑。

他把这一页用手指轻轻压平，然后把习题集合上，放在公文包最外层。明天，他要去赴一场他准备了很久的辩论。

三月中旬，中枢决议会三层中央决议厅。

这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自建国初期第一任议长定下“中枢决议会讨论的事情不应被任何外部光线干扰”的规矩之后，墙上的LED灯带已经换了五代，色温还是四千开尔文——不偏暖也不偏冷，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长桌两侧今天坐了比平时更多的人。中枢决议会七人悉数到场——赵豫章坐在长桌顶端，面前是一杯蓝冠花茶，和一本没有翻开过的笔记本。周济桓、秦铭、林知行、郭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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